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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利益法法益化的现状和推动建议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5-24

  摘    要: 刑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保障法律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生态文明时代,刑法理应在环境利益的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刑法是法益保障法,环境利益想要得到刑法的全面保护唯有通过将环境利益纳入刑法法益体系之路径,而环境利益的内在属性使得该“法益化”路径成为可能。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已初现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趋势,但离将环境利益确定为独立的刑法法益之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鉴于此,为进一步推动该法益化之进程,应在明确环境利益内涵的基础上对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处罚方式加以优化,以期刑法能更有效地打击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维护环境生态功能,最终实现对环境利益的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 环境利益; 刑法; 法益;

  Abstract: Criminal law typically serves as the last resort to secure legal interests and maintain social orders in a country's legal system.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riminal law should play its vital role to protect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Considering that criminal law fundamentally protect the criminal legal interests, the only way to get a full criminal legal protection is to confirm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in Criminal Law. Fortunately, the intrinsic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 fi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riminal legal interest quite well,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get the legal status. Through analysis, it was observed that some of legal provisions in Criminal Law of China started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nowadays. However, the final objective is still far, that is,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 can get an independent legal status in Criminal Law. On that account,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progres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o optimize conviction and punishment standards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mes, together with the penal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clear legal defini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

  Keyword: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criminal law; legal interest;

  法律是当代各国所公认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①利益是法之根源,从利益角度观察,以法律手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在于实现法律对环境利益的全面、有效保障。环境利益是环境危机时代新型的法律利益,其被纳入法律保障范围之后应得到整个法律体系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全面保障。环境法是以保障环境利益为本质追求的独立部门法,是法律体系中保障环境利益的核心力量;②但由于自身固有特性的限制,环境法在保障范围、保障手段、保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制裁措施的力度也是有限的。因此,若想实现对环境利益的全面保障,不能忽略宪法及其他部门法的作用。宪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及所有部门法的价值和规范基础,应从基本价值层面将环境利益确认为法律所保障的利益形态,并作为整个法律体系认可、保障环境利益的价值基础;其他部门法应基于其自身特有的理念和机制,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对环境利益展开间接保障,以促使环境利益在社会多个领域和环节得以具体实现。(1)刑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实现法律利益保障的最终手段,当其他部门法对某种违法行为的处理不足以抑止该违法行为对某种法律利益的侵害时,立法者通过将此种违法行为确定为犯罪并采用刑罚这一最严厉的制裁措施的方法以实现对利益的最终保障。正如卢梭指出:“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2)鉴于此,若要实现对环境利益更为全面、有效、稳定的保障,决不能忽略刑法的作用,应将环境利益纳入刑法的保障范围中。如是,在使用其他法律手段无法实现对环境利益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刑法将介入并进行干预——通过将破坏环境生态功能的各类违法行为确定为犯罪并追究相关主体刑事责任的方式,打击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维护并恢复环境生态功能,最终实现对环境利益强有力的保障。
 

我国环境利益法法益化的现状和推动建议
 

  本世纪以来,“环境利益”这一主题得到了环境法学界部分学者的关注。初期,学者们主要针对环境利益的概念、构成要素、本质、特征、法律属性等基本理论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随后,学者们开始对“环境利益的法律保障”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环境法视角展开。(3)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逐渐迈出了环境法的边界,开始就“是否环境法便足以充分保障环境利益?”“其他部门法在保障环境利益方面能起到何种作用?”等问题展开探索。目前“民法对环境利益的保障”这一主题已经得到了关注,但涉及环境利益刑法保障的成果并不多见。(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界未就“刑法的环境保护”展开研究,事实上刑法学界从“环境犯罪的法益”的角度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在不同的生态观的引导下,学界就此问题的争议较大。(5)有学者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提出环境自身不是法益,只有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才是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6)而有学者认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提出环境犯罪的法益应是“与人类生存密切联系环境”(7)或是“环境自身的利益”;(8)还有学者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影响下采取了折中说,提出环境犯罪的法益应是多重的,即与环境有关的各类法律利益均应纳入刑法保障的范围。(9)可见,目前我国学界对“环境犯罪的法益”的认知并不清晰。现有争议表明目前没有弄清“在法学之视野下,刑法展开环境保护工作所保护的究竟是什么”“生态文明时代新型的法律利益——环境利益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等相关问题,而此也是造成实践中我国刑事立法在环境保护中实效不彰(10)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上述问题的澄清不是刑法学一个部门法能解决的,必须同时回到环境法法理学层面展开根本性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笔者前期对环境利益所展开的研究成果,抛开学界就“环境犯罪的法益”的现有争议,从环境利益的内在机理出发,尝试对刑法全面保障环境利益的路径展开研究,以期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推进对该问题的认知。

  一、刑法全面保障环境利益的路径:环境利益的刑法法益化

  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曾指出刑法是一部“法益保护法”,(11)保护法益是刑法的整体目的和首要任务。刑法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罪刑规范,都以保护特定的法益为目的。(12)正如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本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刑法主要是通过将严重侵害法益的违法行为划定为犯罪,并对之科以刑罚的方式展开对法益的保护的。(13)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法益侵害说”一直被认为是关于犯罪本质论的通说,(14)而对犯罪行为展开刑罚制裁的目的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展开对法益的保障,对刑法法益进行保护是刑法规范存在并被赋予强制制裁权力的正当依据。据此可知,某一特殊的法律利益若想要得到刑法的直接、有效保障,则必须将之法益化。刑法法益是指由刑法保障并认可的,可能遭受侵害或威胁的人的根本性利益。(15)法益作为刑法学中的基本概念,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根基。在立法层面,其是确定具体犯罪类型和实质概念的基础;(16)在司法层面,其是司法机关动用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同时划定了处罚的界限。(17)由此可见,某一社会领域若想得到刑法的有效保障,应当明晰相应的法益,在环境保护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环境危机日趋严峻,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全球所共同关注的主题,其中刑法是当代各界所公认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此背景下,结合现实需要,将环境利益直接纳入刑法法益的体系,将破坏环境生态功能的违法行为“犯罪化”并科以符合环境利益性质、有利于环境生态功能恢复的刑罚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说不将环境利益纳入刑法法益体系的范畴,刑法就完全无法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任何作用。由于各类法律利益并不是绝对独立、毫无关联的,而是在系统内部纵横交错,其既在特定层面存在一定的冲突,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交叉重叠。因此,即使传统刑法仅对各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重大财产损害、人身伤亡”展开关注,但其在保障传统刑事法益(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也有利于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间接保障人类的环境利益。然而此种保障方式的范围、力度和适当性都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此种间接保障无法覆盖实践中违法行为仅造成“环境生态功能的损害”,但没有致使“重大财产损害、人身伤亡”的情况。其次,此种方式仅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但在环境生态功能修复上并没有发挥作用,不能对环境利益产生直接、强有力的保障。可见,若想通过刑法对环境利益展开全面、直接的保障,必须将环境利益作为独立的刑法法益纳入刑法法益体系。

  二、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之可行性

  (一)刑法法益化的标准

  对于判断刑法法益化范围的具体标准,目前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应以宪法所确认之利益为依据。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法益的概念应以宪法的描述为基础”,(18)日本学者内藤谦指出“法益的概念必须以宪法作为基础进行整体性地考虑”,(19)日本学者町野朔也指出“法益之内容需在宪法性目的的框架内”。(20)该标准的确定与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如上所述,刑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的“最终保障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刑法对利益保障的特点不在于利益的种类,而取决于利益的“根本性”;并非所有的法律利益均能纳入刑法的保障范畴,刑法只调整和保护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利益形态;只有当这些根本性的社会利益遭到侵害并危及到社会基本价值和生存秩序时刑法方才介入——而此与宪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的地位是相匹配的。宪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价值和规范基础,具有根本性、概括性和最高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宪法仅对一国社会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性利益进行价值层面的确认,并从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上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活动。可见,宪法与刑法所保障的利益范围是相匹配的。对此,有学者也指出:将利益纳入刑法法益的范畴必须坚持五原则,即该利益必须与法关联、与社会利益关联、与人关联与宪法关联且具有可侵害性。(21)

  (二)环境利益的内在属性符合刑法法益化之标准

  环境利益是各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的环境系统所客观具有的环境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是存在于环境生态功能与人的生态需要之间的一种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功利关系的范畴,其内在属性决定了其可纳入刑法法益之体系。(22)

  首先,环境生态功能的现状是将环境利益纳入法律体系的关键性因素。环境生态功能是指各类环境要素按照特定的客观规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环境系统,对地球整个生命系统(包括人类生命系统)的维持、演变、进化并保持其动态平衡的支持功能,其是环境利益产生的客观基础。特定利益从一般社会利益转化为法律利益以寻求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经济基础的相应变化导致特定社会利益出现了原有社会制度无法调和的分化、冲突。(23)当下,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及其所伴随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和负载阈限,对环境生态功能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并致使人类生态需要得不到正常、充分的满足,使得环境生态功能产生了“稀缺性”,并最终引发了利益冲突。显然原有的社会制度无法全面应对环境利益冲突的新形势,为了保障社会有序运转,必然需要将环境利益纳入法律范围予以保障。

  其次,人的生态需要决定应将环境利益纳入刑法法益之体系。人的生态需要是指人为了维持其作为自然生命物种的正常的生存、繁衍而对外部环境系统所具有的生态功能的摄取状态,其是环境利益产生的根源。生态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要类型,是人的需要体系中最低限度的自然生理需要或者生存需要,也即是马克思哲学所指之“必不可少的需要”。这决定了环境利益具有极强的“根本性”,是关乎人作为独立生命物种的生存、繁衍及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的利益类型。生态文明时代,宪法可从基本价值层面将环境利益确认为法律所保障的利益形态,并作为刑法法益体系接纳环境利益的基础。目前,全球多个国家的宪法已经完成了此工作。

  可见环境利益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纳入法律保障范围的新型利益,其内在属性决定了其可纳入刑法法益之体系,即环境利益的内在属性使得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路径成为可能。

  三、我国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现状

  理论上,刑法的法益体系应由制定法承接。因此,对我国刑事立法文件展开分析,能够较好了解我国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现状。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条规定: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法律权利是主体为确保利益实现而依其自由意志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定资格,是制定法确定、表达法律利益的重要手段。可见,该目的条款中“保护公民……其他权利”之表述,为环境法利益刑法法益化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其次,具体到《刑法》分则,目前该法将涉及环境类的犯罪列入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秩序管理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9条(第338条至第346条)。其中,最能体现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趋势的便为该法的第338条。在《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出台前,原《刑法》第338条规定:非法排放造成污染环境事故并进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方才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当时该条仍主要体现了刑法对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等传统刑法法益的保护。随后《刑法修正案(八)》将该条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只要非法排放的行为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便可追究刑事责任。此修正是一个极大的突破,(24)增强了对违法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也极强地释放了将环境法益纳入刑法保障体系的信号。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版《司法解释》)可知,司法实践中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仍以传统人身利益、财产利益损害为标准。2016年,两高修订并重新出台了司法解释(以下简称2016年版《司法解释》),将“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特别严重损害的”纳入到“严重、特别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体系,进一步推动了环境利益刑罚法益化的进程。此外,《刑法》第341条第2款将非法狩猎行为的入罪标准设定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第343条第2款破坏性采矿行为的入罪标准设定为“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都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对环境生态功能展开保障的信号。

  然而,除上述条文外,目前其他各条均未“绿化”,而仍保留对传统刑事法益(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的关注。如第339条中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都明确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作为入罪标准。其他各类型的犯罪,如非法捕捞罪(第340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第342条)、非法采矿罪(第343条)、盗伐林木罪(第345条)等,司法实践中仍简单的以特定环境资源要素(如鱼类、土地、林木、矿产等)被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非法获利数额等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没有考虑到其背后所隐藏的环境生态功能的减损,这也是造成我国环境类犯罪打击面窄、打击力度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即使目前我国《刑法》已有部分条文在入罪标准上展开了“绿化”,释放了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信号,但目前尚没有条文在量刑及刑罚设定上对环境利益进行响应。通过对相关司法解释和判决书展开文本分析可知,即使是已经“绿化”之罪名,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量刑仍主要以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的损害作为标准,少有以环境生态功能损害为衡量者。此外,如上所述,刑法是通过刑罚的实施来实现对法益的保障的,因此设定与相应法益相匹配的刑罚措施是刑法法益得以确立的最终保障。然而,即使是已经呈现出刑罚法益化的第338条,也没有对刑罚的方式展开任何优化,仍是采用了保障传统刑事法益的自由刑与财产刑的措施。这些刑罚措施在惩治、预防环境犯罪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对于环境生态功能损害的救济与恢复作用并不明显,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已初现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趋势,但其范围及力度仍远远不够,离“将环境利益确立为独立的刑法法益之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四、推动我国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之相关建议

  如上文分析,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中已经呈现出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之趋势,但要想真正实现“环境利益的全面法益化之目标”,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为进一步推动该进程,基于环境利益的内在机理,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刑法益化的前提:宪法层面明确环境利益之内涵

  《刑法》是法律体系中宪法及一般部门法的“最终保障法”,其以最严厉的制裁力量保障由宪法所确认的社会根本利益的实现。实践中,当采取其他法律手段仍无法实现对特定利益的保障时,刑法应介入并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但刑法本身并不确认某类法律利益及其具体内涵,刑事法益及其内涵均来源于宪法中所确认的根本性法律利益。可见,宪法确认环境利益并明确界定其内涵是使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必要前提。具体来看,宪法对一国根本性社会利益的确认与保障通常是通过为社会个体成员(公民)设定基本权利,以及为国家机关设定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在外观上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两方面:即社会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5)同时,宪法还为社会各类成员设置了相应的义务,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环境利益是典型的公共利益,我们无法否认个人对其真实的享有,因此对环境利益的确认可从多角度展开。鉴于此,可在宪法中规定“自然人享有在具有良好生态功能的环境中生活以确保其生态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以维系其正常的生存、繁衍的权利”“自然人具有将环境生态功能维持在良好状态的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损、破坏环境生态功能”“国家负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生态功能以确保自然人生态需要得到充分、公平满足的职责”以实现对环境利益的主体、内涵及其合法性的确认,并作为环境利益刑事法益确认之基础。

  (二)刑法法益化的核心:将“破坏环境生态功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要想真正地实现环境利益的刑法法益化,应基于环境利益的内在机理,合理的确定该类犯罪的入罪标准。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准确的实现打击犯罪、保障特定刑法法益之目的。如上所述,将环境利益纳入刑法法益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刑罚打击“破坏或可能破坏环境生态功能的行为”,将环境生态功能维持在良好状态,从而确保人的生态需要的实现。鉴于此,应将“破坏环境生态功能”作为非法排放、违法开采自然资源等违法行为的入罪标准。

  目前我国《刑法》第338条最为明显地体现了环境利益刑法法益化的趋势,但是该条采用的却是“非法排放严重污染环境的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表述。事实上,污染环境仅是环境生态功能损害的一种状态,其并不能涵盖所有。2013年版《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进行了细化,但不难发现其仍是以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的损害为准。虽然2016年版《司法解释》进一步将“造成生态损害”加入这一认定体系,但其仍然与原体系中的人身利益损害、财产利益损害并立。此种做法显然无益于环境利益独立刑法法益地位在立法层面的确认。鉴于此,应将《刑法》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修改为“严重破坏环境生态功能的”,并在司法解释中对严重破坏环境生态功能的认定标准、鉴定方法、量化方法和程序等内容进行明确。而对于破坏环境生态功能又同时侵害他人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的情况,笔者认为对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的损害不应作为环境类犯罪“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而可考虑将之作为量刑中加重处罚的情节之一。

  而对于尚未“绿化”的其他罪名,可借鉴《刑法》第338的修改思路展开修订。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无法逐一展开论证。但总体看来,这些犯罪不能再仅以某类环境要素数量、经济价值的减少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应关注其后隐藏着的环境生态功能的减损,并将之纳入到刑法的救济范围之中。

  (三)刑法法益化的保障:增设符合环境利益性质的犯罪处罚方式

  刑法是通过对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方式来实现对刑事法益的保障的。而刑事处罚方式的设定只有与其所保障的法益相匹配,才能实现其对刑法法益的有效保障,进而使刑法法益得以最终确立。将环境利益确立为刑法法益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环境污染、破坏行为展开打击,进而确保环境生态功能得以恢复。由于环境利益关乎人类的生存、发展,环境生态功能一旦减损,将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且恢复成本巨大,仅靠对违法行为人的惩罚并不能实现保障环境利益的目的。而传统的刑罚措施,不论是自由刑、财产刑,都只能遏制环境犯罪行为的继续进行,而不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恢复。鉴于此,环境犯罪不应仅追求对犯罪行为人的惩罚,而是需通过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来积极地寻求各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方法,刑罚的设计应该围绕着保护和恢复环境生态功能展开。

  对此,建议可以考虑在现有的自由刑、财产刑之外增设着力于“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的刑事处罚措施,如责令犯罪人采取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等补救措施,对遭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展开修复,以最大程度地恢复环境生态功能。(26)刑事处罚分为刑罚处罚和非刑罚性处罚,前者是刑事责任承担的主要方式,后者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略。针对环境犯罪的非刑罚性处罚措施可对环境生态功能展开有效救济,更加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保护基本原则,也减轻了国家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承担的修复治理责任,且其轻缓高效,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特征。

  目前,此类环境生态功能恢复性刑事处罚措施已经得到全球不少国家的重视。如美国部分州的法院便要求污染者对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采取恢复措施,并要求污染者就此恢复责任制定计划,定期向法院汇报进展并接受法院的寻查,以确保环境恢复计划的有效执行。(27)而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应的探索,笔者以“生态修复”为关键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刑事判决书展开全文检索,自2014年至今共检索到3378份刑事一审判决书,且“生态修复”在环境犯罪刑事裁判中出现的频率逐年增高,环境刑事司法对于环境修复愈加重视可见一斑。但目前尚没有直接使犯罪分子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刑事判决,均是被告自愿实施修复行为以换取法院的从轻从宽处罚。(28)由此可见,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着力于“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的刑事处罚措施尚未构建,亟待进一步推动。

  五、结语

  环境危机时代,对环境利益的全面保障有赖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机分工配合,既需肯定环境法的核心作用,也不能忽略宪法及其他部门法的功效发挥,更应关注环境法与其他各部门法相互间的衔接、配合。可见,有关“环境利益法律保障”这一主题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本文仅针对其中的一个子课题“环境利益的刑法保障”的部分内容(刑法全面保障环境利益的路径)展开了粗浅的、方向性的研究,后续诸如各具体罪名定罪量刑标准的细化、处罚体系的完善等内容仍需展开进一步研究。

  注释

  1何佩佩、邹雄:《论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利益的法律保障》,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65-73页。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3页。
  3参见刘颖慧:《我国环境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重要举措》,载《区域治理》2019年第52期,第55-57页;何佩佩:《论环境法律对环境利益的保障》,载《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235-243页。
  4笔者以“环境利益”(或“生态利益”)与“刑法”作为篇名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检索,截至2020年6月6日,仅有8篇文献;且目前尚无直接相关主题的专着。
  5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2页。
  6[日]金尚均:《危険社会と刑法:现代社会における刑法の机能と限界》,成文堂2001年版,第17页。
  7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8马卫军:《论污染环境最的保护法益》,载《时代法学》2017年第4期,第34页。
  9赵秉志、王秀梅、杜澎:《环境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10王树义、冯汝:《我国环境刑事司法的困境及其对策》,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第122页。
  11[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修订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2张明楷:《刑法目的论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第18页。
  13杨春洗、苗生明:《论刑法法益》,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15页。
  14[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第4版),有斐阁2008年版,第16页。
  15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67页
  16[日]中山研一:《刑事法小词典》(补正版),成文堂1996年版,第272页。
  17参见[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有斐阁2008年版,第20页。
  18[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9[日]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上),有斐阁1983年版,第51页。
  20[日]町野朔:《环境刑法の展望》,载《现代刑事法》2001年第24期,第82页。
  21同注释(22)。
  22何佩佩:《环境法本位的反思及环境法多元化保障手段》,载《政法论丛》2017年第3期,第137-144页。
  23周旺生:《论法律利益》,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2期,第24-28页。
  24王敏:《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研究——以环境刑法法益为视角》,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11期,第93页。
  25付子堂:《对利益问题的法律解释》,载《法学家》2001年第2期,第29-35页。
  26吴何奇:《风险社会环境犯罪治理模式的调整与补充》,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7Haynsworth,Martin,McKay& Guerard,L.L.P:Federal environmental crimes——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void them (part 1),South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Compiance Update,2,1997.
  28如在“肖某甲、肖某乙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被告分别购买增殖放流鱼苗5万尾。法院认为被告人自愿认罪且购买增殖放流鱼苗,积极修复补偿生态环境,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参见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3刑初892号判决书。
  29(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
  30(2)何佩佩:《论环境法律对环境利益的保障》,载《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235-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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